最新学术观点摘录

一般认为秦代人口最多时在二千万上下，葛剑雄则做了新估计。他在《关于秦代人口数量的新估计》（《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中依据西汉初人口最低数为一千五百万至一千八百万的推算，考订秦汉之际的人口损失为50％，得出秦始皇去世的秦朝人口至少有三千万至三千六百万，始皇统一之初人口可能在四千万以上。他从秦县与汉县数量比例推断，结论也大体相同。

西汉建立后，高祖刘邦吸取秦未分封二世而亡的教训，分封诸侯，推行郡县、封国并行制，开创了中国古代地方行政的新体制。一般认为分封诸侯不利于王朝的统一，汤其领《汉初封国制探析》（《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则认为封国制在维护、巩固西汉政权，恢复发展汉初经济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至于出现诸吕乱政、吴楚七国之乱，作者以为均非封国制所致，而是由于吕后和景帝没有正确推行封国制，又未能恰当处理矛盾所致。

《金史》称公元1114年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次年正月称帝建国，号大金，建元收国。自《金史》问世600余年来这种说法从未受到过任何怀疑，刘浦江《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则提出了不同看法。作者通过重新考察文献，结合考古材料判定：由《金太祖实录》所撰造而为《金史》所承袭的有关金朝开国史的记载是不真实的。据作者考订，金朝开国经过大致如下：阿骨打于公元1114年起兵后，可能在1117年或1118年建立国家，国号是“女真”，年号为天辅，1122年改国号为“大金”。

90年代前期，已有学者指出乾嘉史学并非只是历史考证学。罗炳良《乾嘉史学再认识》（《光明日报·史林》）1999年1月8日）一文接绪此论，指出乾嘉史学内涵甚为广泛，决非历史考证学所能涵盖，对乾嘉文学的面貌应有全面的认识和新的阐述。作者全面的记述了乾嘉史学的成就，认为除考证学外，乾嘉史学的贡献尚有以下几方面：在史学理论上卓有建树；除考史著述外还撰写出一批重要的历史著作；拓展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开嘉道以后新兴学科之先河；地方志著述成为史学领域的重要部门；与历史考证貌同心异的则是汇汉宋之全的学术总结，自成一家。

从任何意义上讲，两广总督叶名琛都可谓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此人极其聪明能干，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却显得无比愚蠢相当低能。茅海建在《入城与修约：论叶名琛的外交》（《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一文深入叶名琛的内心世界，对这一问题做了相当深入的分析与评点。作者指出，叶名琛在外交上的最大失误是他的反入城情结阻碍了他看清西方列强的“修约”活动是其侵华的重要步骤；他的知识结构，注定了他不可能从几份通知清朝大员“修约”的照会中，看出世界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扩张势头，井由此判断新的大规模战争即将到来。若要追究历史责任，战争的到来与叶无涉，只是他不解世界大势而错误判断局势，只是他出于自信而谎报前线军情，使清朝在亳无准备之际，一下子陷入全面战争之中。

廖梅在《浅论戊戌时期的两套改革方案》（《学术月刊》1998年第11期）一文认为，戊戌时期的维新者明确将维新运动分疏为两个层面、两个阶段的活动，提出了两套方案：主动权操于政府手中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主动权操于普通士人手中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革。并随形势变化，采纳了不同的方案。这两套方案，体现了改革的两个阶段的内涵，不存在进步与落后或者前进与倒退之分。以往的一些论者不明此点，反而就事论事，在康有为的是否倒退上各执一词，纠缠不清；而且忽略了分析维新者面对具体情况所做的具体应对，忽略了分析那些看似前后矛盾的维新见解的内在统一性，因而也具有将复杂多元的维新活动简单化的倾向。

北京大学哲学系章启群先生访美时在伊利伊诺大学亚洲图书馆发现一本署名“朱光潜”的《给青年二十四封信》（上海长风书店1946年增订版）。此书半个世纪以来一直绝版于世，不见流传，朱光潜本人在世时也从未提及此书。作者的《新发现朱光潜〈给青年二十四封信〉的考证》（《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一文从此书的内容、政治思想和观点倾向、哲学和美学观点以及朱光潜对待作伪的态度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地考证，推断此书的作者是朱光潜，应是比较可靠的。作者推测朱光潜可能是考虑到此书在政治方面多处提及三民主义和“我们的领袖”蒋介石，怕在建国后惹来政治麻烦，有意瞒天过海，躲过去了事的。此书对于进一步理解朱光潜本人极具参考价值，而且这一“故事”也是关乎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有趣题目。